更新时间:2018-08-30

小巷名流:怀念朱旭的表演

朱旭的电影里是一定有离别的，不是生离就是死别，有些就像拂去的历史尘埃，有些则像回眸中的人世沧海。
陆小雅导演的《红衣少女》中他是一位开通明理的父亲，但大女儿非要跟她爱上的有孩子的男人走时，猝不及防且冲撞了世俗价值观的“离别”让他像被侵犯的帝王一样暴怒；
相比之下，张扬导演的《洗澡》中朱旭作为两个中年儿子的老父亲时，更表现了中国式父亲的温和与宽厚：
一座旧式老北京澡堂子维系了自己与老主顾邻里、智力障碍的二儿子之间经闲碎岁月沉淀下来的朴实感情，同时也让“梦想在别处”的大儿子重新理解他，并在血脉人伦的感悟中子承父业。
《心香》（孙周导演）里的外公大概是朱旭演绎得最好的家庭长者形象：
老伴儿早逝、女儿离家数十年不联系，孜然一身靠京剧打发时间，忽然接到女儿由于离婚而不知如何安置的从未谋面的外孙……
在外公温厚和煦的为人处世的熏染下，一段从陌生到熟悉、从抱怨到疼爱的祖孙情感转变诉尽了血浓于水的亲情的悲与喜。
在北方人的语意里，外公是“姥爷”，蒋雯丽在吕乐导演的《赵先生》中饰演的一位不速之客说出那句跟她现实身份相符的台词时，我竟被猝不及防地感动到：“我来自蚌埠，自来水厂。”
缘由或许更多地来自于蒋雯丽导演的自传性质的《我们天上见》：
朱旭饰演的姥爷严厉而又可爱，他把所有的爱和耐心给了这位父母因“政治原因”被下放边疆的“留守”外孙女
他伪造父母来信告诉外孙女要听姥爷的话，他请求邻居大婶帮助外孙女应对少女生理的变化，他仪态安详地看着外孙女长大，他去了天上，他们约好天上见
蒋雯丽怀念她的姥爷，而朱旭的动情演绎，实际上总是能唤起我们内心深处对于某位久逝长者的怀念，尤其是当我们在某些不经意的时刻溯源地说起“我来自**”的时候。
《变脸》是吴天明导演作品中豆瓣评分最高的电影，不知有多少人会自觉地把注意力分散一点给这位第四代导演，恐怕更多地是记住了饰演一位丧偶丧子面临衣钵传承困境的变脸王的朱旭：
变脸王的手艺“传男不传女”，本想买下一个孩子传授技艺，苍天弄人，事后才发现买来的竟是一个被当成“牲口”一样多次被转卖的孩子求生心切之下自扮男孩的小丫头
变脸王在朱旭的演绎下成了真正的“变脸王”，前番还是疼爱有加，知道真相之后，咬牙切齿般地恨与无奈让人胆寒心悸
小女孩对其称呼从“爷爷”到“老板”再到“爷爷”的转变历程沉淀出一段毫无血缘关系的祖孙情的质朴情感
这一段祖孙情在中国电影史浩瀚的星空中必将永久地闪耀着动人的光芒，关照着中国人的人情、人性和人道。
相较于以“变脸”为载体探讨传统传承观念，另一部同样以中国传统手艺为叙事点的《鼓书艺人》则将目光更多地停留在了那个“一辈子作艺，三辈子遭罪”的旧社会艺人生存困境
抗战流离失所，李雪健饰演的大哥凭借唱大鼓的手艺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圆滑、卑躬地跟各色人等打交道，而朱旭饰演的二哥却如看破一切的闲人不问世事、不触世情，最终死于炮火中。
看遍朱旭的电影，我最享受的还是他在从连文导演的《小巷名流》中的表演，山雨欲来而不惊、大难临头而不惧，困难中有几分自得其乐，愁闷里留得几丝了然明了
《小巷名流》是少有的大段情节直接反应批斗“黑五类分子”的文革电影，乱扣帽子、非友即敌、划清界线的荒唐场面极大地冲击着观看情绪：
杀狗为生的牛三酒后闹事就被抓去交代扰乱社会主义秩序的问题，从良的卓寡妇被抓去交待暗娼问题，朱旭饰演的卖花圈为生的司马寿仙则被扣上了“牟取暴利”的罪名抓进了学习班
司马寿仙似乎从来不担心自己的处境，还耍着小聪明地配合交代问题、耍着小计谋地帮助受迫害的“同班同学”
朱旭的表演妙不可言，在批斗会上，给他一个话筒似乎就能说一场单口相声：“我交代我的问题，我巴不得文攻武卫多打几次，多卖几个花圈，发运动财，真是心都黑透喽。”
最讽刺有趣的莫过于当他的儿子来“牛棚”里送饭时，见他躺着一动不动还以为他死了而嚎啕大哭，这时朱旭猛地坐起来给他一巴掌，说：
“我就是死了，你也不能哭，要咬紧牙，狠狠地批，狠狠地骂，同老子划清界线，再重来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