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2-07-22

芬妮的微笑:影片原型格特鲁德的苦乐人生

第一次看胡玫的电影，不知是题材问题还是能力问题，电影被拍的节奏很快，而且缺乏感情。抛开电影不说，通过这个电影我对这个故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影片《芬妮的微笑》的故事是取材于真实事件的，这件事似乎在上个世纪末在中国和奥地利产生过很大影响，而且一位奥地利的汉学家格尔德·卡明斯基采访了原型格特鲁德·瓦格纳女士（1916——2003）并写成了一本纪实文学，德文名译过来叫做《嫁给中国》于1997年在奥地利出版，次年引进中国中译名称为《苦乐人生》，这本书似乎第一版在国内只印了1000本，似乎只有在淘宝上才有，因为感兴趣所以花了点钱买了本二手的，书不是很厚只有170页，大概作者是个汉学家的缘故所以书中有很大的篇幅是在借助这个故事介绍一些中国的风俗与故事发生地浙江东阳的风俗，里面讲述的真实故事要比电影丰富一些，接下来就给各位简要的讲一讲吧。

格特鲁德·瓦格纳于1916年12月17日出生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她的父亲康拉德·瓦格纳早年投身于军队，一战后成为维也纳警局的一名巡官，母亲伊丽莎白与父亲来自同一个地区，两人都是天主教徒，这对格特鲁德日后的生活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22年9月，格特鲁德开始在埃德贝格当地的一所天主教办的小学上学，结识了日后重回奥地利时会见的好友，而老师的那句“我愿，我能”的格言更是影响了她的一生。1923年格特鲁德的弟弟因母亲受到父亲在工作上受伤视力大降的刺激而早产，当时格特鲁德的家境并不是很好，这件事一发生就更是雪上加霜了。1931年在浙江省民政厅长的走动下，前往奥地利学习警务的中国学员到达维也纳，其中就有日后与格特鲁德相伴一生的杜承荣先生。杜承荣虽来自于一个大家族，但是却没有什么财力实现他出国留学看世界的理想，于是他通过发奋苦读争取到了这个去奥地利学习的机会。在学习了一年以后，杜承荣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在维也纳溜冰场上认识了格特鲁德并坠入爱河，1933年12月杜承荣在奥地利的学习结束即将回国，在离开前，两人一起在距看了一部名叫《微笑的国度》的轻歌舞剧，该剧讲述了一桩中奥联姻失败的不幸故事，在格特鲁德老的时候她还时常听听剧中的音乐。格特鲁德忍受不了思念与孤独的滋味，遂产生了到中国与杜承荣结婚的年头，遭到很多人反对，虽然后来母亲表示理解，但父亲却坚决反对，由于格特鲁德出国还需监护人同意所以这件事拖了很久。后来杜承荣在工作中认识的一位警官听闻此事后怒气冲冲的来对他父亲讲，他有两个女儿，任何一个嫁给杜承荣先生他都愿意，渐渐的父亲改变了想法。1934年12月她用杜承荣寄来的钱踏上了前往上海的轮船。

在杭州，杜承荣和在奥地利一同学习过的同学华其昌一起租了一个独门独户的小院，华其昌的妻子燕妮也是奥地利人。两人于1935年2月24日在杭州结婚，格特鲁德也有了她的中文名字：华知萍。两天后又去了杜承荣的家乡举行了传统的婚礼，这便是在电影中出现的场景了，格特鲁德在婚宴上犯了一些当地婚礼的禁忌闹了一些笑话，但是她与杜承荣继母相处的不错，而并不是像电影里所讲。后来因公务，杜承荣一家搬去了福州，这一阶段杜承荣作为警备专家的收入非常不错，两人的日子过得很好，他们的第一个儿子阿尔弗雷德中文名强华出生了，为了让牧师给孩子洗礼，杜承荣夫妇答应了牧师的条件举行了第三次婚礼，即宗教结婚仪式，影片中亦有提及。1937年抗战爆发，格特鲁德与家人通信中断，杜承荣一家也搬到了重庆避难，在这里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彼特出生了。在日军对重庆大轰炸期间他们的女儿伊丽莎白出生了，日子开始变得艰难。后来杜承荣又被调往江西全家又搬往江西，此时又生下了一个儿子卫华，但不幸的是小儿子在半岁的时候夭折了。1944年杜承荣接任温州警官学校校长，这段时间成为了长期艰苦生活前最后的幸福日子。1946年，格特鲁德在通信中得知了父亲在1945年去世的消息。为了排除无法阅读母语文学的苦闷，她从丈夫的好友郁达夫那里借来了一些德文书籍。1949年7月9日，他们的第二个女儿特鲁蒂出生，而此时物价飞涨，承荣的工作薪水已经无法应付生活的压力了，而他也拒绝了撤退到台湾的提议，无奈之下只得全家搬回东阳湖沧的老家。

新的生活无疑是艰苦的，由于各种政治活动承荣因为它的特殊身份遭遇了各种不幸，无法照料家里的生活，全家的生活重担承担在格特鲁德一个人身上。她开始了她漫长的和每一个中国农村村妇一样的生活。

1950年11月开始的zhenya反geming运动，由于承荣过去的身份于是便被人抓去“改造”，以来应付上头的任务。为了防止孩子们和丈夫挨饿，格特鲁德就要学习一系列他做为城里人从未接触过的农村活。格特鲁德养了几只鸡，用以给孩子们和干重活的丈夫补充营养，如果村里流传鸡瘟的话，就把鸡搬到卧室去养。做饭需要烧柴，而去山上打柴则需要三天的时间，于是彼得担起了这个重任，格特鲁德因此夜里起来为孩子和丈夫做早饭和路上吃的干粮，都是她亲手在铁锅中烙出来的玉米饼子。尽管家里条件有限，但格特鲁德总有办法让家里人吃上饭，她为每月的开销做了一个计划，严格执行一丝不苟。买蔬菜的钱专门买青菜，买烧柴的钱也决不挪作它用。在每次做饭之前，她用一杆小秤仔细称量下锅的米或面，而每次下锅签又拿出一小点来存放在存粮的篮子里。

湖沧的天气很严酷，夏天热到摄氏四十度，冬天则冷得要命。抵御风寒的只有窗户上的一层油纸，而在一月份温度能低到零下十度。每年除夕之前承荣都要给窗户重新糊纸，而且技术不错。这时格特鲁德则按照中国的方式给全家做棉鞋。她一年能做十几双布鞋，手指上长满了冻疮，使她做起活来格外艰难。她晚上坐在微弱的灯光下做鞋，也为孩子们补衣服，为孩子们念童话故事。夏天的酷热对格特鲁德的白皮肤也是一个难以对付的挑战。在三伏天里，由于连续的高温，格特鲁德的皮肤受到感染，动不动就发炎和化脓。多亏承荣从父亲的医道中多少看会了一点。格特鲁德忍着疼痛坚持像平时一样干活，承荣不得不强行要求她休息，熬些汤药，用一根细针将脓挑破，尽可能勤地替她换洗包扎。在夏天，需要烧火时，他经常跟妻抢着下厨房。1950年阿尔弗雷德通过了东阳中学的入学考试，1952年初中毕业。承荣与格特鲁德一致认为尽管家里条件差，但还是应该让孩子们受到尽可能好的教育。阿尔弗雷德在金华上高中，虽然学费要比在东阳低但仍旧是不小的问题，格特鲁德把母亲在维也纳送给她的金手镯截为三份，一份交他的学费一份买肥料一份买粮种，阿尔弗雷德看到这一且后暗暗发誓努力学习，后来由于成绩优秀争取到了去北京学习的机会，并且每个月有27元的补贴，他不仅用这笔钱来维持生活还要节省下一些寄回家里接济家里的生活。

1953年村子里建起了农业合作社，社员带上牲畜、农具入社，收入按照入社的不动产分配。承荣家不准入社，尽管谁都很清楚他家很穷，但还是受到了排斥。格特鲁德充分发挥了她的想象才能，让家里能有吃的与收入。她养起了鸡、鸭和安哥拉长毛兔。她把剪下的兔毛为家里人织毛衣。有一次她为第二个儿子交学费就是用兔毛顶的。慢慢的承荣家的日子有了一点起色，这段平稳的日子也让承荣与格特鲁德可以有一个好心情去过中国和欧洲的各种节日了。回想起自己在童年时代度过的圣诞节之夜的美好时光，格特鲁德想让自己家人也过一个美好的圣诞节。她在山上背着人砍了一节松枝，用布盖着拿回家里，当她为圣诞夜做准备的时候，非常怀念维也纳，思念自己的母亲和在家里的其他人。她说话少了，当她以为没有人在时还哭过。但是，能为自己在中国的亲人做点什么令她快乐，这点事是唯有一个欧洲母亲才能做到的。早在圣诞节前的几个月她就为节日而节俭度日，还为孩子们做了小礼物。她把母亲从维也纳寄来的衣服改成孩子们穿的衣服，把在小包裹里找到的巧克力存起来，特鲁蒂和小妹不许进入那个房间，因为圣子要飞进去把一些送该她们的东西放在圣诞树下面。给两个哥哥的和大姐的礼物是编成的储物盒。给两个小姑娘的是布娃娃和玩具熊。母亲给特鲁蒂的娃娃起名叫丽丽，小狗熊的名字叫比利，特鲁蒂直到结婚前一直在跟丽丽和比利玩。在此阶段格特鲁德经历很多中国的本土节日，还好当时还没有对这类风俗习惯进行严厉的批评。但好日子不久各种运动又开始了。在湖沧抓“坏人”还用得着找吗？承荣就是一个现成的替罪羊。承荣要在寒冷的夜里去参加大会接受批评，每次离家前格特鲁德都仔仔细细地为承荣拉好衣服，为他系上一条围巾，然后说“今天晚上特别冷，你要当心，不要感冒了！”然后使劲的亲他，补充说：“我等着你，等你回家！”承荣也亲了她，像往常那样说：“如果太晚了，不要等我，先睡吧！”从今以后，承荣和家里人干活时不是在分得土地上由自己安排、划算，而是由别人派活干。由于承荣“出身”不好，所以他们家只能干差活，公分也比别人得的少。他们从公共食堂里得到的每日三餐都是玉米稀粥。刚开始连盐都没有。每逢星期天可以领到一点点大米，格特鲁德直到暮年也不喜欢吃大米。1961年和1962年，东阳像别的地方一样出现了大旱天气。随之发生了严重的缺粮，格特鲁德一家也未能幸免。出于万般无奈，格特鲁德试着用树皮、草根和野菜做成吃的。当她看到孩子们吞咽十分困难时，她的心都要碎了。承荣仍然保持着乐观和幽默，他出来解围，对大家说：“你们要想象这是一桌酒席。看哪，这是红烧肉。这个好吃，味道真不错！这个是鱼，这个是鸡！”后来格特鲁德养猪，以此来增加家里的食品。奶奶的圈里养了五口猪。五叔代格特鲁德向婆婆要了一只小猪崽。格特鲁德给它起名叫苏茜。格特鲁德养猪很有耐心，总在一个地方喂食，到了后来，只要她一喊“苏茜”，小猪立刻就跑过来，往往一听到她的脚步声就跑过来了。为了让小猪快点长膘，便找人把它yan割了。谁知伤到了小猪的内脏。两天后，小猪死掉了，全家人都掉了泪，谁都吃不下饭。后来，格特鲁德给她养的猪像给其他家禽一样起了名字。到了该卖的时候，好几天前她就开始心里难过。

1961年，承荣的父亲再一次不小心摔倒后受到了感染。格特鲁德不分昼夜的守在病床前。对于公共来说，这是一个最后的证明，他家里的这个外国女儿真正把“敬老爱幼”变成了自己的天性。格特鲁德从来没有在婆婆面前或别的年长一些的亲戚面前顶过嘴，逢年过节总是向他们献上敬意，在日常生活中给他们以力所能及的帮助。为了护理承荣的父亲她差点累死。公公深深感动，流着眼泪对她说：“你真是我的亲女儿好女儿！”不久后，公公亡故，终年79岁。

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红卫兵闯进格特鲁德的家里，没收了她心爱的全部家庭照片，收藏的纪念文献，另外也抄走了她宝贵的德文书。而且格特鲁德被禁止用德语与家人交流，为了检查她是否照办，还安插了专门的人检查。承荣也被带上“高帽”游街示众接受批斗，无尽无止在精神上的折磨使承荣痛苦不堪，但每次他回到家里都会安慰妻子，很少提他收到的不公正的待遇与折磨，为了让她少想他受折磨的事，就将一些他在外面听到的新鲜事，有时还讲笑话给她听。就这样全家齐心协力度过了艰难的70年代前半期的各种运动的各种困难。1969年，格特鲁德的母亲在维也纳逝世，格特鲁德哭了许久。她在离开维也纳的时候曾经和母亲说过五年之后就会回来看看，整整三十年过去了，格特鲁德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父母。早在50年代初期，格特鲁德曾有机会回到维也纳，即带上自己的两个孩子借助奥地利官方“遣返”回奥地利，因为她想和自己的丈夫与孩子在一起所以断然拒绝了。1973由于格特鲁德弟弟的提议，以及奥地利政府人员的运作，格特鲁德又有了一次可以回到故乡而且事后可以返回中国的机会，格特鲁德不愿意把家人留在中国，也不想让弟弟过来看到她艰苦的生活而为她担忧，所以在通信种安慰弟弟，并介绍自己的现状。1979年，所有的苦难似乎都接近结束了，但是此时的承荣已经是一个72岁的憔悴老人了。由于迫害已经过去，两人似乎又回到了青年的时代，享受着他们两人的世界。每天一早，他们总是互相搀扶这走着去东阳河。每天下午，父亲早要去村长办公室翻阅读新的报刊，然后把发生在中国和世界的新鲜事告诉母亲。孩子们都已经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工作与家庭。1980年在云南的阿尔弗雷德得到了可以让母亲去云南探亲的机会，过了这么多年，他们终于又来到了一个大城市，可以像当年在杭州和维也纳一生活条件样，尽情的去看自己想看的电影，游览名胜古迹。逐渐好了起来，他们读书写作散步打牌看电视度日，有时候他们会去看看儿女们，而儿女们也会时常来看看他们。1989年，承荣身体状况恶化，经检查查明是癌症还伴有肠胃病。承荣略懂医术，知道自己的病是怎么回事。别人都关心他，而他也以自己的方式来安慰别人。承荣对格特鲁德说：“这中药的味道很不好，我吃药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你。因为我还想陪你再往前走一段。”孩子们想替格特鲁德照顾爸爸，可是格特鲁德坚持自己一个人来照顾。尽管心里痛苦，她还是迫使自己嘴角带微笑。1980年，奥地利使馆给格特鲁德寄来了一封信，信中说如果格特鲁德可以到奥地利定居一年的话她可以重新获得奥地利国籍。这对于格特鲁德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由于大家的积极运作，证明了格特鲁德没有加入中国国籍，格特鲁德拿到了自己的国籍证明，那时承荣已经卧床不起了。在1990年4月28日承荣去世前不久，承荣嘴唇微动但是说不了话。一开始，儿女们误以为是想让大女儿回来，但是父亲摇了摇头。格特鲁德进来后，承荣试图说明什么，格特鲁德明白了，她把带有公章和签字的国籍证明拿到他面前，含着泪说：“你可以放心了。”承荣微笑着闭上了眼睛。原来，承荣是想确认格特鲁德的奥地利国籍，好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回到奥地利过上好的日子。

格特鲁德按照东阳的习俗下葬了承荣，自承荣过世的十余年里她从未有过离开东阳到其他地方居住的想法，可能也是为了能和自己的丈夫相伴吧。在以后的日子里，格特鲁德两次重返自己的家乡维也纳，并受到当时奥地利总统的接见，据说邓小平也接见了格特鲁德两次。她的事迹被拍成电视专题纪录片《嫁给中国》后广为流传，在节目在中国播出后她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很多人表达敬意的来信，她的事迹也被改编成电影《芬妮的微笑》音乐剧《黑眼睛、蓝眼睛》，可惜的是她本人只亲自观看了音乐剧而没有看到电影。格特鲁德的一生中有很多机会可以像她的朋友燕妮一样返回奥地利，但爱情使她坚持了下来，在55年的婚姻中她与承荣同享福共患难，一起走过了这不平凡的苦乐人生，岁月的流逝与生活的艰辛丝毫没有冲淡他们俩的爱情，理解与包容在困难时相濡以沫在安稳时心灵相惜，有了这样的坚持与执着又有什么过不去的关呢？这或许应该对于时下的人们有所启发，特别是在这个离婚率逐年增高的缺失真情的时代。

《嫁给中国》后记纪录片在线观看地址：http://jilu.cntv.cn/social/zhongguoyuanshengtaijilu/classpage/video/20100129/100530.shtml

找了一些相关平面媒体报道：

2003年春天，中奥两国合拍的故事影片《芬妮的微笑》在中国和奥地利同步首映。影片取材于生活在浙江东阳一个小村庄里的奥地利籍女士格特鲁德·瓦格纳的真实故事。60多年前，18岁少女瓦格纳漂洋过海，从维也纳来到上海，寻找她在维也纳结识的恋人，从此跟随她的中国丈夫历经战争、动乱和迁徙，最后在中国的一个普通乡村无怨无悔地度过了半个多世纪。这段至死不渝的跨国爱情，感动了中国，感动了奥地利，很多观众是含着眼泪看完这部电影的。而这部感人至深的故事影片的原始脚本，就来源于奥地利知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格尔德·卡明斯基的著述。

　　卡明斯基是维也纳大学法律系教授，同时身兼奥地利联邦科研文化教育部局长、奥地利中国及东南亚问题研究所所长、奥中友协常务副主席等职。从1972年以来他70多次访华，并受到邓小平3次接见。为表彰他为发展奥中两国关系做出的贡献，奥地利政府授予他“各国人民友谊奖”，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他“人民友好使者”的称号。

　　卡明斯基发现瓦格纳的故事是在上个世纪末。一天，瓦格纳的弟弟找到时任奥中友协秘书长的卡明斯基，指着友协展示的上世纪30年代初中国警官在奥地利留学的照片说：“前排右数第二人是我姐夫，我急切地想知道我姐姐现在的情况。”卡明斯基非常理解他的心情，没过多久便匆匆飞赴中国，一路寻访到了浙江东阳，终于在湖沧村那幢古老的杜家老屋见到了瓦格纳。卡明斯基了解到一幕幕真相后，深受感动。既喟叹人世间竟存在着如此圣洁的爱情，又为奥地利有这样一位圣洁的女性而自豪。维也纳市长听了卡明斯基的讲述后，激动地说：“我还不知道我们维也纳有这样一位好姑娘，我们要请她回来参加国庆节，把她作为贵宾接待。”此后，卡明斯基多次来到中国，搜集、仿制和拍摄瓦格纳在中国农村的生产生活用具以及民间工艺品等，在维也纳举办了“瓦格纳生平事迹展”，实物、图片无所不有，并邀请瓦格纳前往维也纳参加开展仪式，随后又激情难抑地写出了瓦格纳的长篇传记《嫁给中国》（中译本为《苦乐人生》），奥地利总统为该书作序。1995年初，在卡明斯基的促成下，奥地利电视台和浙江电视台共赴湖沧，合作拍摄了瓦格纳的专题片，并在两国同时播放。同年9月，奥地利总统克莱斯蒂尔访华的第一天，中央电视台播放了这部专题片，中国百姓通过荧屏结识了这位热爱中国、忠于爱情的奥地利女性，雪片般的信函从四面八方向瓦格纳飞来。

影片《芬妮的微笑》中的女主角芬妮的生活原型，奥地利老人瓦格纳昨日下午在生前住过的地方浙江东阳湖沧村下葬。与丈夫杜承荣合葬在一起是老人生前唯一的愿望，当地政府对此予以了特批。浙江省省委副书记、浙江东阳市金华地区的领导、《芬妮的微笑》剧组代表等都赠送了花圈。奥地利驻上海总领事温博格以及社会各界及媒体上千人出席了葬礼。据悉，其中800多人都是当地乡民，很多还是邻村的。瓦格纳的女儿说：“如果妈妈知道自己的葬礼是这样也一定会感到很欣慰的。”曾当选过东阳市政协委员的瓦格纳，1916年生于奥地利，父亲是当地警官学校的教官。当时一位叫杜承荣的中国青年到此留学培训，二人由此点燃了爱情火花。学成之后，杜承荣先期回国，并与瓦格纳相约今生。不久，18岁的瓦格纳坐船历时3个多月来到上海，与杜承荣相聚。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后，杜承荣于1994年去世，留下瓦格纳一人在浙江乡下的一个小村落里生活至今。二人共育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