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制作影片《贝壳与僧侣》，在导演谢尔曼 · 杜拉克和诗人安托宁 · 阿尔塔德之间发生了一场如今看来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冲突，涉及先锋电影中的关键问题……她的作品的这些方面是和一种音乐形式的力量相联系的，即“通过韵律和能够引起联想的和谐来表达感情”。但是阿尔塔德强烈反对这种观点，并且连同再现本身一起反对。在他的《剧院的残忍》一文中，阿尔塔德预见了公众和舞台、行动和情感、演员和面具之间的障碍终究要被拆除。1927年他写道，在电影中，他要的是“纯粹的影像”，意义可以从中显现出来，不受言语联系的限制，而是“来自影像本身的冲击”。这种冲击一定是暴烈的，“一种为眼睛而设计的震惊，也可以说是一种建立在凝视基础上的震惊”。对杜拉克而言，电影也是一种“冲击”，但是其效果是“稍纵即逝的 …… 类似由音乐的和声所引发的那种冲击”。杜拉克流畅地将影片作为一种梦的状态来探寻（在《贝壳与僧侣》中用溶这种重叠的方式表达出这种意思），可以看作是心理剧影片的先驱，但是阿尔塔德只是希望影片保持梦的状态的最剧烈和令人不安的性质，打碎视觉的沉迷。 （杰弗里·诺维尔-史密斯《世界电影史》）

影片用破碎、抒情的手法展示了一个牧师的情欲幻想，却因为流畅的镜头和光学效果与超现实主义风格不符，遭到了阿尔托和其他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在其首映式的大肆抵制。 （菲利普·肯普《电影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