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6-12-06

沉默的证人:寻找《沉默的证人》：一场救赎自我、超度活人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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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3月里的某一天凌晨3时许，基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从她工作的酒吧下班、开车回家。她的公寓位于纽约市皇后区一个犯罪率极低的中产阶级社区内。忙碌了一宿的她停好车，只想尽快回家休息，然而就在短短的几百米内，一名持刀男子的暴力袭击及意图强暴让她再也没能躺回到自家的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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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时的警方调查纪录显示，这起恶性案件前后共持续了约35分钟，凶手由于被害人的呼救和现场街坊的质询等因素断断续续地对被害人施加了三次暴行。最令人诧异的是《纽约时报》报道声称案发当时现场共有37名目击者，却没有一个人向被害人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也没有人报警，甚至有人搬来椅子淡定地在窗台围观，直到凶手逃离现场后才有人报警。如果单纯以作案手法论，这起谋杀案并不是什么罄竹难书的惊天大案，可是因为37个目击者清一色的冷漠袖手而成为了当代美国知名的社会事件之一，不仅案发当时引起了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而且于事后逐渐成为了一个冷漠看客的代名词，一旦出现类似的社会事件便会被再次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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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拉塔尼和达利受此案启发，经过实验提出了“旁观者效应”相关理论，即恶性突发事件现场中的围观者越多，则围观者向受害者施以援手的可能性会越小。原因有三：首先，突发事件且有大量旁观者在场的情况下，每一个旁观者都会谨慎评估自己的行为是否会“出格”而犹豫不决，如“万一这是一场骗局或者恶作剧”等令人尴尬窘迫的情况；其次，当在场的其他人无动于衷的时候，个人往往会采取消极的反应，不愿意当“出头鸟”，即“从众”心理；最后，紧急的、陌生的、他人在场的情况下，人们会下意识地萌生出“总有人会出手相助”的想法，降低了各自的心理负担（“法不责众”）与道德负罪感，即“责任扩散”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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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效应”所揭示的心理规律貌似不容易为人们的情感、理智接受，然而现实生活中却不乏此类令人扼腕心痛的例子。比如今年6月份，福州公交车上一名女子反抗色狼的非礼行为而遭到对方的恐吓威胁，拥挤的车上没有一个人有任何形式的援助意向，似乎车厢内就只剩下两个人。再有就是2011年广东佛山的“小悦悦事件”，仅有两岁大的小女孩小悦悦在街上相继被两辆车碾压，此后的7分钟内18个路人熟视无睹、漠然而去。

或许，这些事例已经足够残忍了吧？可现实远比理想要来得更加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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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的围观人群似乎已经不满足于静静地、默默地旁观了，他们起哄、撩拨、怂恿轻生者跳楼的“劣迹”屡屡见诸报端，骎骎然成为了一种新的社会现象。《老炮儿》里冯小刚饰演的六爷就曾对这种不仁不义的低劣行径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指责，也算是为不少人说出了心里话，吐出了憋屈与烦闷。

因此，“旁观者效应”涉及人群并不止于美国人，很有可能是人类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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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影片本身。对于50年前的凶案，近年来有不少声音发出、质疑《纽约时报》报道的准确性，毕竟凌晨三时许现场就有37个目击者并且无一人施以援手的情况真的不太符合逻辑。基蒂的弟弟比尔·吉诺维斯（Bill·Genovese）当年和父母亲一样难以面对基蒂被害的事实，没有参与庭审，所以不清楚案件细节，无法甄别各类报道的准确性。再者基蒂被害后不久越战爆发，年仅18岁的比尔应征入伍、奔赴环境险恶的前线，不为越战是否合法、正义，只为了不和37个目击者一样无所作为。最终，比尔在越战中存活了下来，但却失去了一双腿，也由此结下了心结。

“死人无需超度，需要超度的乃是活人。”
——《倚天屠龙记》

现在，尽管行动不便，比尔还是很想设法查清姐姐被害那一晚究竟发生了些什么，给自己一个交代。至于世态如何、记者职业操守如何、心理学家如何研究，那都与他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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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比尔找到了电影制片人詹姆斯·所罗门（James Solomon），围绕当年案情拍摄了一部名为《沉默的证人》（The Witness）的纪录片。片中比尔对案件的真相进行了探寻与查证，整个过程不出意料地颇费周折，这主要是因为50年过去了不少亲历者都已经逝世、并且有些人不愿意接受采访导致的。不过他还是努力争取复原了案发时的一些真实的关键细节，例如《纽约时报》所采用的“37个目击者”的相关说法都是不准确的，真正“熟视无睹”的目击者只有两名，大部分人都仅是“听到”基蒂的呼救声，却因光线或者视线受阻而无法“目击”；基蒂生命中的最后时刻并非“独自”等死，而是有一位平素关系很好的邻居海蒂·格伦德（Hattie Grund）陪伴着她并报警求助，但不知为何记者没有如实报道；当晚其实是有人听到基蒂呼救后便立即报警的，因为接警员向海蒂说他们已经接到类似警情了；转载、引用、评论《纽约时报》报道的其他媒体从没有核实过案情细节，反倒将错就错、甚至是夸大扭曲，“毕竟”这么做对于他们来说总不是一件坏事。如此看来，是媒体记者为了引人瞩目的噱头而有意忽略了对案情细节的核实与查证、且作了不同程度的不实报道，才有了“37个冷漠的目击证人”——所以，“冷血自利”的不是那些所谓的“目击者”，而恰恰是那帮职业道德沦丧的无良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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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事件漩涡中心的凶手温斯顿·莫斯里（Winston Moseley）显然值得一提：他尚在监狱中服刑，对外宣称其已经改过自新、并不断提出减刑申请，还在狱中取得了学士学位。比利通过律师想要和温斯顿面谈一下，试图了解温斯顿的真实想法，但后者拒绝了。其后没过多久，温斯顿给比尔寄了一封信，信中编造了一个谎言，辩称他只是一个帮助凶手逃跑的司机而已、真凶另有其人。温斯顿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无非是想让他的良心得到安宁罢了，但却触痛了比尔的神经。然而这又如何？不管温斯顿是否真的“重新做人”、“改邪归正”，基蒂永远不可能活转过来了。到了这一步，案件的大多数真相都已经被拼凑起来了，事情也该告一段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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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比尔依然心有不甘。他联系到一位女演员珊农·毕比（Shannon Beeby），将谋杀案的全部细节和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告诉了她，想请她给予配合在事发现场做一场实验，还原当年的那场凶杀案，看看现如今的社会还会不会有人愿意伸出援手。

结果究竟如何，这里就不剧透了，留待各位观影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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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豆瓣上看过《沉默的证人》的人不多，7.6分的参考价值不大；IMDb上有988人参评，评分7.2——也仍是“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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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如何，《沉默的证人》作为一部纪录片，富有诚意地使用了素描动画来还原案情、真实客观地记录了事件原委，已经算是做到了纪录片的本分。难能可贵的是影片初衷只是为了追寻事件真相，给迟迟不能走出事件阴影的人一个交代或者说一种解脱而已，并没有针对整个事件过程添加任何主观情绪、渲染感情色彩。其中所附带的对于新闻伦理与人性的思考也属于自然而发，不矫情不做作，一切留给观众评说。整体而言，影片本身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本文首发于旅法师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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