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是纽约电影节,《女人的阴影》(L'ombre des femmes)的早间展映现场,菲利普·加瑞尔(Philippe Garrel)得知了香特尔·阿克曼(Chantal Akerman)的死讯,当天晚上,在向纽约观众放映了自己的影片时,他也对此发表了一段感人的话语,因为她也是集结于《艺术部门》( Les ministères de l'art,1988)的五位同代电影人的一员。同样是在纽约,他首次观看了她的最后一部电影《非家庭电影》(No Home Movie)。第二天,菲利普·加瑞尔接受了我们的专访,谈到了他和香特尔·阿克曼之间在工作和生活中的亲密交往。采访的标题也出自他。—Nicholas Elliott”
地下电影
我第一次遇见香特尔·阿克曼是在弗雷德里克·密特朗(Frédéric Mitterrand)的奥林匹克电影院,她穿着木屐站在展台旁边的楼梯上。当时她非常年轻,我一一瞬间就意识到她是一位智力超群的女孩。对于我和香特尔来说,每当我们在一起时你就能发现,生活中最大的美好就是拥有智慧。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一个人去思考,这是一个人获得自由的重要条件,而思考是能让我异常兴奋的事情。而对于仅仅把世界看做映照智慧的一面镜子的人来说,思考可能又是孤独的另一种形式。当你达到这个境界的时候,你就能不可避免地感受到某种强烈的吸引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戈达尔为大师,不是说他是新浪潮那些前辈中最有才华的,特吕弗也一样有才,但是我们说戈达尔是最有智慧的,我们视他为最伟大的现代电影人。
我们两个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创作,可以说是任何电影人中最年轻的两个。这也是让我们骄傲的地方,也使我们两个更加亲近了。我第一次看《我的城市》(Saute ma ville)的时候,就觉得电影非常出色,35毫米黑白胶片放映,风格上就像《失谐的孩子》(Les enfants désaccordés)的双胞胎姐妹。出现这种现象我想很正常:如果一个人从16岁或18岁就开始拍电影,那么他对这个世界的整体认识,是无法和那些25岁到30岁的导演相提并论的,就这一点来说,我和香特尔之间就产生了一种连结。我们不是说一定要打入电影圈,只是想用不同的方法去拍电影。在“后新浪潮”时期的创作群体中,只有我们两个人是一直在远离主流文化的边缘不断探索。
在《让娜·迪尔曼》(Jeanne Dielman)中,甚至德菲因·塞里格(Delphine Seyrig)这样的大明星愿意配合我们地下影片的制作模式,就像同时期我拍摄《高度孤独》的时候,珍·茜宝(Jean Seberg)愿意合作一样。对于地下电影制作,倘若我们要找个时间聚在一起,在场的所谓名人也不会是这个团体真正的明星,相反,她们反而会显得有些黯然失色,一个艺术家可以低调到和她有名一样的程度,这才是值得赞赏的,香特尔就是这样的艺术家。当我们只被一小群人所熟知的时候,就像香特尔的一样,很多名人对我们毕恭毕敬,好像感觉我们要更加纯粹,而他们则好比被注水稀释过的红酒。因此我们对于“不太出名”还有点乐此不疲,这让我们能够在家工作,这是一个主动隐退的运动,而不是某种补偿。
工业电影
后来鹿特丹国际电影节(Rotterdam Festival)的创始人Hubert Bals联系到了我们,他邀请了所有的边缘的、地下的独立电影人到他的酒店游艇上,里面配备有好几个电影厅,里面还有电视一直滚动播放全世界电影人的采访画面,但并没有地下电影人的身影。我和香特尔每一届电影节都会去。法斯宾德和戈达尔有时也会在,他们总是像至尊神灵一样登场。
我开始逐渐离开地下电影制作,是在79年拍摄《秘密的孩子》(L’enfant secret),81年拿到让·维果奖的时候,与此同时因为《让娜·迪尔曼》在文化上的影响,阿克曼成功和高蒙公司签约拍摄了《安娜的旅程》(Les rendez-vous d'Anna)。从那时开始我们逐渐与地下电影制作脱离,突然就到了80年代,我们也加入了传统电影制作的行列。但我们仍然被先锋派所影响,大众觉得很深奥。但不论怎样,我们都感觉到了对之前的那种自主制作的模式的怀念。她在70年代最美妙的作品《家乡的消息》就是自己独自制作的。我的《高度孤独》(Les rendez-vous d’Anna)情况相同。但私下相互交流时,我们都告诉对方,在新的制片模式下我们的电影肯定会变得不一样。在这一点上,作为两位体系内的导演,香特尔与我之间又有了新的连结——工业的与先锋的便混合起来。我拍摄了《艺术部门》(Les ministères de l'art),在其中我试图对我们这一代影人做一个综合。在那之后我结识了 Marco Müller,他后来成为威尼斯电影节的总监,在我在剪辑室做《回吻》(Les baisers de secours)的后期的时候他来看过我,后来他也找了香特尔。好像总有一个共同的人帮助我们俩,之前有朗格卢瓦(Langlois),他在法国电影资料馆放映了香特尔的电影,随后则是Müller。有段时间我们在威尼斯电影节放映电影的时候会常常遇到了彼此。我们总是携自己完成的新片见面,而不是在拍摄的时候,总是她带着一部新片,我也带着一部新片。
我们之间不存在相互嫉妒什么的,恰恰相反。我有时候开玩笑说,要不是香特尔喜欢女人,我会愿意和她结婚。我觉得她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女性。
后来,我们制作了集锦片《20年后所见之巴黎》(Paris vu par... 20 ans après)。81年,弗雷德里克·密特朗跟我打电话,似乎命中注定一样,因为他和当时的总统同名,他完全可以直接去银行,说“我想拍一部电影”。他告诉我说想做一部短片集,制作会非常快速,里面会有我和香特尔。一听有香特尔,我就答应了,有趣的是,我喜欢和她一起比赛拍电影的感觉,我喜欢这种竞争。他向我们阐述自己的想法,他想像巴贝特·施罗德(Barbet Schroeder)做《六大导演看巴黎》(Paris vu par...)那样去做这部影集,并且用放大的16毫米彩色胶片拍摄,然后每位导演都要找一个街区去拍摄。然后我拍了《Rue Fontaine》,但就我还在剪辑时,我被告知香特尔已经离开了这个项目:“哦,你懂的,因为她终于能用35毫米黑白卷拍片了。”
然后我想:“糟糕,那我完了。”但事实就是,《我饥肠辘辘,我寒冷难耐》(J'ai faim, j'ai froid)是她最伟大的电影之一。我喜欢她的《安娜的旅程》《让娜迪尔曼》《家乡的消息》《我的城市》《迷惑》《我饥肠辘辘,我寒冷难耐》和《非家庭电影》。她赢了,非常强悍,香特尔,一个非凡的女人,就像《我饥肠辘辘》中的两个女孩说:“没有工作可做了。”
艺术的损失
再拿《艺术部门》中的几人举例,在1981年自杀的让·厄斯塔什(Jean Eustache)和2015年自杀的她之间作比较,很奇怪,有点忧伤。而我呢,则拍了4部有自杀这个情节的电影。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我完全没有自杀倾向,但我觉得一个人有权力这么选择。在《艺术部门》的六人当中,前两个提到的人已经自己结束了自己的性命,这不禁让人思考。这在新浪潮时期是不存在的,所有的这些事非常复杂。随后德勒兹(Deleuze)仍旧会和我们一起,说,让我们写一些关于这些的事情吧。
我之前已经讲过这个故事,我拍摄《艺术部门》的缘由真的是因为厄斯塔什, 81年5月我和他通过电话,我跟他说一切都会好起来,他会有更多的钱。他当时已经很绝望,那时他家徒四壁,在《我的小情人》(Petites amoureuses)失败后他就破产了,因为让不是从地下电影出道,他并非从一开始就默默无名,他总是努力去拍院线电影。为了启发他,我给他读了我为《艺术部门》写的东西:“让·厄斯塔什是个天才,《母亲和娼妓》(La maman et la putain)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游戏规则》(Règle du jeu)。”而如今如果要做《艺术部门:第二部》的话,我想我会写:“香特尔·阿克曼是我们中最具智慧的,而且是唯一的女性。”
我觉得她的自杀是她私人的计划,而并没有考虑我们。但这仍旧是艺术上的损失,因为在那些在年少时就懂得不墨守成规的人中,香特尔是最顶尖的一位,但离俗世又离得很远,就像我一样,任何不能满足于生活本身样子的人,而艺术能拯救他们的尊严。当我第一次得到一张像桌子那么大的画纸和一些水彩的时候,我就被拯救了,我想做什么做什么,做得再混乱也无所谓。就像在《我的城市》中,当女主人公在擦鞋,完全不在乎鞋油已经四处飞溅,直到她打开煤气之前……事实就是艺术的那种自由拯救了我们。通常是在存在的层面上拯救,但常常早就超越于此,现在我开始参与电影学的研究,如果有人告诉我,我只有三年可以活,那我也将用电影来填充这三年。在艺术的领域里时间真的转瞬即逝,因为它的整个体系实在复杂至极,它是一种表达自我也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
说是艺术的损失也是因为人的一生中能创作大量的作品,不单单是完成合同,而是真的去做一些激动人心的东西。让·厄斯塔什的自杀就是一种打击,在此我们得看清并批判一个事实,那就是艺术对于我们的文明的发展真的很重要,但其自身的发展却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要知道,《再见语言》(Adieu au langage,戈达尔的近作)只花费了40万欧元的成本,而现在一部电影的平均花费是两百万,为什么世界上最伟大的导演在自己国家拍电影时,拥有的成本却是最小的?就如香特尔在《非家庭电影》这样的电影中展现的一样,我们总是要在我们被给予的那一点预算内完成作品,但日复一日地遭遇缺少预算,这样的情况实在持续不断,就算阿克曼活到现在,她没有预算拍电影这个事实,还是一个笑话。我们现在就是面对着这个情况。相比较厄斯塔什,在拍摄了《我的小情人》之后,他拍摄了《下流故事》(Une sale histoire),几乎是没有成本的情况下拍的,就像阿克曼一样。这些电影的格局都是非常私人的。如果香特尔继续选择拍这样的电影,这也早已经不是一个选择,毕竟地下电影已经不复存在,因为她实在没有别的选项可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