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03-19

一江春水向东流:导演说

《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影片1946年开拍，1947年10月完成，在上海公映时，连续三个月盛况不衰，观众近80万人，创下了当时中国影片卖座的最高纪录。影片通过一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在民族危难关头，处于纷繁动乱社会中各阶层的真实面貌，概括了极为丰富深刻的生活内涵。塑造出众多富有时代特征、性格鲜明的典型人物形象。影片以其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浓郁的民族特色，一扫抗战胜利后中国影坛浓重的阴霾，受到当时进步舆论的盛赞，被推崇为“插在战后中国电影发展途程上的一支指路标”。
这部影片是蔡楚生现实主义电影创作道路上的一座丰碑。对社会矛盾的深刻揭示，生活本质的逼真勾勒，人物内心世界的生动展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革命现实主义精神的光芒所在。影片艺术地再现了抗战八年以及此后两年间的社会现实，人世沧桑。它以形象生动、寓意深刻的画面，显示了沦陷区老百姓受尽凌辱、民不聊生的苦难境遇；日军烧杀抢掠的残暴行径；大后方官僚资产阶级纸醉金迷的生活；游击区人民奋起抗日的熊熊烈火；“劫收”群丑贪赃枉法的丑恶嘴脸；善良人们的悲惨命运及幻想的破灭……总之，高度概括地表现了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的生活以及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矛盾、斗争；刻画了贤惠善良的素芬，忘恩负义、蜕化变质的张忠良以及宠浩公、王丽珍、何文艳等性格鲜明、各具不同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影片中的男女主人公张忠良和素芬，无疑是最成功的人物形象。蔡楚生以细致的笔触，描画出素芬由充满希望、坚毅忍耐到理想破灭、绝望投河的心理历程中的每一丝颤动，也同样勾勒出了张忠良在步步蜕变中的内心挣扎。并且通过精心营造的银幕画面，一步步揭示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苟且偷安、消极抗日的政策所形成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是素芬一家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根源，也是使张忠良由一位矢志抗日的青年沉沦堕落为危国害民的历史罪人的决定性因素，从而为他们的形象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
对电影艺术民族化的执著探索，使蔡楚生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他善于吸收我国古典小说、诗歌、戏曲、绘画等艺术的表现技巧，并融入电影艺术的表现形式之中，从而使他的导演手法极其灵活多样。喜剧、悲剧、讽刺、漫画等手法，按照艺术需求，在他作品中随处巧妙运用，而且服从生活真实，决不卖弄雕饰。《一江春水向东流》是电影民族化的典范之作，它的民族化特色首先表现在作品的思想内容上。影片真实地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民族的现实生活内容。家庭变迁，人际关系，伦理道德观念，性格发展，命运遭际，无一不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无不洋溢着民族文化的特色。其次是影片人物的性格，如素芬的言行举止，她的贤惠、善良、坚忍、柔弱等是典型的中国民族文化心理在她身上的折射。再次是影片结构的民族化特征。这部史诗式的巨片有着辽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事件纷繁，人物众多，关系复杂，时间跨度大，空间转换多，情节十分曲折。但影片脉络清晰、层次分明，情节跌宕有致，首尾呼应默契，时空转换不着痕迹。这是蔡楚生娴熟地运用我国传统艺术表现技巧所获得的良好的艺术效果。他吸收了章回小说及戏曲展开情节的手法，将不同线索通过张忠良巧妙地扭结在一起，用交插和对比的手法，在同一时间下转换空间，在同一平面上交替凸现，推进情节步步展开，一浪高过一浪，直至高潮结局，既跌宕起伏又有条不紊，节奏明朗，丝丝入扣。这种结构方式，极具艺术魅力，表现出鲜明的民族风格特点，为中国民众所喜闻乐见。此外，影片的民族化特色还表现在艺术意境的创造和对比、呼应手法的运用上。蔡楚生擅长把传统的表现技巧和电影蒙太奇手法相结合，创造出含义蕴藉的意境，启人联想，发人深思。如老母在灯下为张忠良远行赶制棉背心的一场戏，既展示出“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的意境，又反衬了张忠良后来的忘恩负义。再如运用声画对位，让影片悲怆的插曲贯穿全片，首尾呼应，有力地创造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悲怆意境，有催人泪下的艺术魅力。大量运用平行蒙太奇手法，把贫富、悲喜、善恶、美丑组接成对比鲜明的画面，是本片的一大特点。如在同一轮月光下，张忠良投入王丽珍的怀抱，而素芬却在苦苦思念丈夫。在影片中，月亮的多次出现，极具匠心，既造成富于诗意的情境，又成为前后呼应、对比、渲染的有力手段，它和古典诗词对月亮这一意象的表现手法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