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田的大小有两种说法，相差达到一亩四分。

无非两种可能：要么一对一错；要么都错。

如果一对一错，第三方仲裁，一定会中立客观，实事求是吗？

具体到剧情，金安府乡绅代表范渊的一块田，范渊说九亩二分，百姓帅家默说十亩六分；由奉兴巡抚李世达仲裁。李世达与范渊是旧识，为什么一定就会站在帅家默一边呢？

大明王朝疆域广阔，朝廷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直接下到地方、基层进行统治，又要保证权力自上而下，维护专制格局，所以，不允许地方、基层形成自下而上的权力运作体系，只有放任范渊等乡绅渗透进入官员、胥吏队伍而逐渐控制地方、基层。但是，范渊等乡绅能顾控制地方、基层，归根到底是因为获得自上而下的权力，也就是“上面有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皇权不下县”似是而非，经不起推敲。

范渊等乡绅只要搞定上面就可以，收到的制约很小，必然会谋取私利，属于人之常情。朝廷不可能不知道，但是，只要能够从地方、基层要到钱，而且，又不出乱子，影响统治，就可以了，所以，就嫌麻烦，不想管。

时间一长，范渊等乡绅越来越过分：首先，集中大量田地，一个个都是以十万加为单位的亩数，而且，大肆隐匿，逃避赋税，以闽地为例，最夸张的县，甚至有六成的隐田，只有四成田地在缴纳赋税，从而造成朝廷赋税流失；其次，造成地方、基层的混乱，因为逃避的赋税需要找到转嫁的对象，所以，平头老百姓，甚至弱势的乡绅就成为受害者，形成矛盾。丰氏姐弟为什么不遗余力地帮助帅家默，说到底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道理很简单，范渊少交税，就意味着丰氏家族多交税；再次，鱼肉乡里，吃相难看，平头老百姓就不说了，连程仁清这样的得力爪牙都可以随意抛弃，顺理成章地会聚集公愤。

朝廷的赋税越来越少，地方、基层越来越乱，到了临界点，就有了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改革的目的还是为了拿钱，维护地方、基层稳定，但是，不可能改变大明王朝的统治方式，也就不可能改变原来的通过乡绅控制地方、基层的权力模式；所以，只要乡绅让步，保证朝廷达到目的，就可以了。具体到金安府，范渊倒台，不是因为田地太多，甚至不是因为隐匿田地太多，而是因为和朝廷对着干。

清丈田地，再与鱼鳞图册数据比对，帅家默扳倒范渊的方式非常简单，谁想不到呢，根本不需要什么《丝绢全书》。而且，《丝绢全书》记载的事实应该也是金安府公开的秘密，未必只有帅敦诚知道个中三昧。

事实上，帅氏父子等人的算学在金安府赋税调整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很有限，最多只是工具性作用，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权力。从李世达、刘景、马文才到黄凝道、宋仁，再到方懋珍、毛攀凤，等等，大大小小的官员的仕途沉浮，说到底主要是因为对于张居正改革的态度的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李世达站在帅家默一边，同意十亩六分的数据，是中立客观，实事求是呢？还是在遵循上面的意思呢？

所以，帅家默能够笑到最后最应该感谢的是张居正。